中共雅安市委办公室机关第一党支部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在系统理论的视角下，运用法治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具体路径有： 第一，在内容和解决机制上，通过法律整合期望，(45)把期望落实到规范性领域，并加以明确表述。

如时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宇培杲在全省第十七次法院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多收案、快办案、办好案,提高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坚持法律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统一,把办案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立法进入稳定期后,司法哲学就成为法哲学的核心部分。

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司法职业性与人民主体地位的关系。2.职业判断与民主参与。这是消极克制与积极能动这对基本范畴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规则主义强调规则的普遍性和安定性,结果主义强调个案结果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比如,如何处理司法职业主义与司法大众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

因此,应当重视和肯定四川李茂润诉公安机关案这样的能动司法个案中的经验。(参见陈林林:《法律方法比较研究——以法律解释为基点的考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8-197页)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进入 孙笑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哲学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这个条例虽然也规定建立律师协会组织，但是律师协会组织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交流工作经验，促进律师工作的开展，增进国内外法律工作者的联系。

[⑤]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号角，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检、法共同构成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大工程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律师制度的系统革新亦是改革事业的重要一环，需要一体推进。第二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年度考核后，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交本所的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16] 李学尧著：《法律职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12] 参见马长山著：《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35页。

[38] 程滔：《从自律走向自治——兼谈律师法对律师协会职责的修改》，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第181页。与全美律师协会相比，州律协的权限较为具体，一般包括：主持律师考试、授予资格、签发开业执照、维持纲纪、实施惩戒、组织职业培训及向当事人推荐律师等。

纵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有理由地保持如贺卫方教授一般依然谨慎的乐观：律师自治，这在中国应是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23] 谢晖：《自治、互治与他治》，载谢晖著：《法意与表达》，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43] 俞可平著：《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躬行实践律师自治，在摸索中积累并总结经验，方能顺利达致律师自治的彼岸。

③成为律师业对抗公众利益的组织化手段。各单位律师会进行律师资格审查和对律师实施惩戒，对其不服的申诉，皆由日本律师联合会审查。以社员权力监督社会权力。[⑤] 孙笑侠，李学尧：《论法律职业共同体自治的条件》，载《法学》2004年第4期，第29页。

司法行政部门享有的对于律师管理的法定职权仅限于监督、指导，或者称之为宏观管理，但是，通过对于《律师法》等文本的深入分析，以传统观点将行业准入、规章制定、行业惩戒视为律师管理权能的三大支柱为中心的考察，如上述表1所示，很显然，司法行政机关享有的诸多职能已经超越了监督、指导的题中应由之义，由消极主体转身为积极主体，在律师业管理中尤其是微观领域过多使用行政权力手段（如表2的频次统计），折射出来的是当前两结合体制实施过程中的尴尬，亦即如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并没有真正实现两结合的改革目标，我国律师管理体制仍然是司法行政机关绝对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律师协会仅仅享有微弱的行业管理权能，[18]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中提出的从我国的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本条居于《律师法》第一章的总则部分，从法律规范架构的有效性来看，这样的总则性规定，理应起到对于分则部分，以及《律师法》作为律师行业管理及律师权益保障根本法对于其他与律师有关规则等的总约束，从而保证法律规则体系的协调、统一。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治道变革中形成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当前律师管理体制，需要在反思及其批判的基础之上予以系统重构。而根据《规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明确规定应该由全国律师协会制定、修改、废止重要规则、行业惩戒规则等权限，如涉及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等三部重要行业规则却是由代表面相对为窄的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此时司法行政机关的大一统局面逐渐被打破，律师协会参与律师管理，但是，律协与司法行政部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律协处于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控制之下，律协会长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兼任，律协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独立的社会团体组织身份，律师在行业组织内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特色并不明显。[46]故对于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现代化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即后现代化这两大社会转型交错的急剧变迁阶段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而言，律师业从自治走向善治必然面临着外部与内部在观念、实践等方面的杂合牵制，还存在一系列的困境、矛盾与冲突。[19]两结合到底如何结合，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权力配置是否科学，是决定律师自治能否实现的关键。2.律协的公法人化 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一）美国模式 美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以律师行业组织——律师协会为主对律师进行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

权力如何配置，是我国律师管理在确立两结合制度后面临的主要矛盾。[36]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国家职能日益增多，行政的活动领域日渐扩张，单纯的国家行政、权力行政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行政民主化、灵活化、多样化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30]如此规定，不仅法律依据缺失，师出无名，同时还凸显律协的角色混乱。这些域外经验，对于我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具有重大参酌价值。

首先同业公会主要任务是组织某一职业部门和维持它的纪律，这是一种公务活动。[⑩] （一）虚无 1949年革故鼎新，新政权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律师职业自然失去依托，被当作资本主义的附庸遭一体割除。

比较与回溯朝向律师自治目标的本土演进历程，职业、客户与国家对于律师性质的定位从混沌走向明晰，职业自主性不断加强，但职业主义下的律师自治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更为要紧的是，1996年通过的《律师法》，确立了多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三）他治 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其中第4条规定律师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律师业务指导、工作经验交流和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③] 李学尧著：《法律职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法学教授。青锋著：《美国的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所着重指出的坚持放管并重、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的主要宗旨。行政管理职权过大，势必抑制律师自治组织的健康成长，反之，则自治因子增多、社会活力增强、人权得到有力保障。

只有律师行业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即独立性，才能够保证律师行业能够代表国家权力之外的力量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25] 参见曹筠武：《深圳律协：民选会长遭遇罢免风波》，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5日。

但除《章程》由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制定外，其余27部行业规则中，仅有一部行业规则由全国律协理事会通过，其余26部行业规则制定概由律协常务理事会包揽。复核制度仅为律师协会内部的权利救济规定，不能据此限制和剥夺申请人的法定救济权利。第十，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④]从而使得法律职业作为法治的第三种推动力成为可能。

[③]医生如此，律师同样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降，律师管理体制历经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不宁惟是，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业规则汇编（2011年）》为例，[42]本书除附录《律师法》及司法部制定的三个《办法》外，共收录全国律协门下的28部行业规则。联邦司法部长对（联邦）律师协会进行监督。

[24] 吴洪淇：《职业自主性与律师行业定位的三重维度考察——以新律师法为核心对象》，载《西部法律评论》2008年第4期，第41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考核、评价结果不宜用作律师惩戒尤其是做出暂停注册、限制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等决定的依据。